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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饭店市场化进程与战略调整
文章来源:酒店管理>管理艺术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06-05-27 字体: [ ]
  
    [论文摘要]在描述了中国国有饭店形成原因和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十六大以后制度环境和
市场环境的变化,系统研究了中国国有饭店的战略性调整的目标设定和发展路径。
 
    [关键词] 国有饭店 市场化 发展战略
 
    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政府机构、民营经济、跨国饭店集团三个方面的挑战,使得总体上低效率运行
的国有饭店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转型与变革压力。本文将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侧重于对中国国有饭店的市
场化进程和未来的发展战略调整两个方面的研究。
 
    一、      国有饭店成因论
 
    1、伴随政权更迭的产权调整
 
    就一般规律而言,伴随着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政权更迭和阵痛,必然会发生代表着财产权力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和转移。中国的国有饭店产权在形成过程中也打上了这一烙印,当然,这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公有制经济发展战略以及接待业管理中的意识形态权重密切相关。
 
    2、       政策性投资
 
    政策性投资所形成的国有饭店又可以细分为政治导向型、经济导向型和两者兼有型等三种子类型。其中政治导向型饭店基本定位是政府官员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场所,并要求在饭店在服务的提供过程中不可能象商业饭店那样以成本—收益比为主要取向。因此,靠财政投资和政府运作的国有饭店的出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3、炫耀性投资
 
    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中心城市、风景名胜区、疗养度假区等区域建造高等级饭店。从初始动因来看,这些饭店并不是以利润为目标的,而是用于炫耀投资主体的经济实力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以低成本获取高层次的旅居服务需要。这种投资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炫耀性投资行为。其目的是向潜在“交易对象”发出信号:我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机构。
 
    4、标志性投资
 
    出于宣传地方和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需要,各地方政府往往会以办事处的名义在首都、首府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开放窗口城市建造标志性饭店,从而形成国有饭店的新的来源。这种标志性或窗口饭店的规模大体上与投资主体的行政级别及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中央政府直属的外地大型国有企业比如油田、电站,以及股份制企业集团等其他类型的机构,同样会出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考虑在行政和经济中心设立自己的窗口饭店。
 
    5、企业多元化投资
 
    在对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和经营绩效相对较好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大量存在的区域性、非相关多元化的现象进行动因分析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所有制和企业产权结构方面的限制,优质企业难以实现跨地域的横向扩张,加上以发展第三产业为外在表现形式,实质上作为所在单位的福利服务和缓解职工及其家属就业压力的制度安排。另外,类似红塔集团的烟草等“夕阳产业”由于政策和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向包括旅游与饭店在内的非传统产业介入也是这一类型国有饭店的投资来源之一。
 
    6、福利性投资
 
    在转型过程中,一些有实力的“条条”系统,如铁路、电力、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出于企业办社会和满足领导人的规模偏好,以及增加内部职工的非货币收益因子等方面的原因,持续地以集体资产或者以下属经营机构合资的名义兴办包括从豪华型饭店到经济型饭店在内的第三产业。尽管有观点认为这部分资产既非国有也非私有,是集体资产,但是在本文的范围内我们还是把它们视为国有饭店产业群落的组成部分。
 
    7、制度转型中的商业性投资
 
    随着宏观层面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垄断行业面临着政策性目标与商业性目标分离、主业经营与非主业经营分离、中央与地方机构的上下级关系向着平行的法人实体转化等一系列市场化取向的变革。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动无疑会影响到垄断机构对包括饭店在内的多种经营实体的投资与管理体制。
 
    从历史成因的角度来,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国有饭店都或多或少地包括非经济目标,不完全是以市场竞争和效率为组织行为导向的。这些计划经济和转轨时期形成的国有饭店在初始阶段可以通过各种政治和行政资源的引导,对其内在的政治与经济、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等相互之间有着内在冲突的目标因子进行有效的调整,其产权主体和管理主体也有能力支付其运转成本。但是随着外部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内部的诸种条件的变化,国有饭店目标设定和运作机制固有的一些矛盾不得强化,并综合推动国有饭店沿着如第二章所述的市场化进程展开持续的转型与变革。
 
    二、国有饭店市场化的逻辑进程
 
    1.纯粹市场力量作用下的非均衡饭店市场
 
    一般而言,饭店业的发育、生长与繁荣是与旅行与旅游业的繁荣密切相关的。用更为通俗的语言来说,饭店,特别是高档饭店是有闲阶级的旅行需求为存在前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一需求的社会前提是不存在的。而当一个市场上的特定产品/服务的需求者或者需求量太少,或市场发育不成熟时,特别是饭店产品的不可移动性导致了饭店产品的供给者无法通过空间上的需求加总而获得了规模效应时,纯粹市场的力量就无法支撑供给者的生存。此时的供给曲线是陡峭的,如图1所示,在本文的逻辑起点上,饭店市场特别是高端的饭店市场是非均衡的。
 
 
 
    2.政府隐性服务采购支撑下的非常规均衡
 
    在纯粹市场需求缺位的情况下,政治活动和行政接待有可能成为一种替代性的需求要素,或者说,政治和行政因素创造了计划经济时期对饭店产品新的需求。其基本原理是政府通过投资、管理、经营和政府采购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内部市场,表现在现实中就是政府接待型饭店的“投资靠财政,吃饭靠政府”的投资与运作机制。政府与饭店双方存在着一个非市场化的契约关系:饭店必须按照政府接待部门的对于首长或同僚的生活、工作、安全和其它官方习惯的要求定制化生相应的设施设备、接待氛围、餐饮出品、客房布置、会见与会议场所布置等饭店产品要素,而且这种产品的生产和购买还必须接受政府接待部门所确定的价格。与此同时,政府承担了饭店的基础建设投资、专项投资、人力资源及其工资、福利、培训等生产要素的供给,甚至包括饭店管理的官员身份的确定和升迁方面的承诺。在计划经济下,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不用考虑市场需求,集中人力物力来做好一件事情。因此,在尚不存在现代旅游产业的环境中,中国的现代饭店市场以非常规的方式形成了。也正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自官方内部接待市场维持了如图2所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饭店市场的非常规均衡。或者说,政府接待型饭店的建造与运作是以政府隐性服务采购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
 
    3.市场化进程中的国有饭店市场均衡
 
    尽管供给主体可以用非常规的方式形成和发育,但是现饭店产业毕竟更多地属于商业而非政治的范畴。我们可以靠行政资源人为地增加供给,可是一家饭店建成以后的日常管理、运营、维护和定期翻修是需要大量的成本的。在社会化的市场需求不存在或者很少的情况下,国有饭店的运行成本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压力。随着市场上非政府需求主体和需求量的增加,政府会让渡出一部分需求空间,让市场的自发力量对饭店日常运作所需要的资源提供必要的支撑,并部分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如果需求者和需要量确实增加了,也就意味着政府接待型饭店有了新的市场基础。此时政府需求虽然仍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市场状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市场上非政府需求的力量增加到足以支撑起厂商的生存与发展,则会有新的厂商进入,政府的角色和市场态势会演进到一个新的非均衡状态。
 
    旅游市场对住宿产品有效需求的增加也是推动国有饭店市场化的源动力之一。一般来说,有效需求所导致的消费范围的扩大将会直接增加某一特定产品和服务在宏观层面的市场化以及微观运作主体的非国有化。在入境旅游的消费示范效应拉动和国内旅游消费加速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来自非官方接待市场的大量旅游者使得非常居地的住宿需求变得越来越具有日常消费的意义。如图3所示,有效需求和现实消费的累积则可以有效地消解传统服务产品中的政治与行政因素,从而推动这一服务越来越多地依赖市场供求双方的力量加以解决。
 
    4.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对国有饭店市场化的推动
 
    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公务人员对于饭店产品的非经济需求因素也会由于宏观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体制内政治与行政人员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官”的角色有所淡化,作为社会分工体系中的普通群体的角色有所强化;社会其它阶层对于公务人员的公务旅行和食宿需求及其满足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解;等等。正是这些内在的变化,导致了对于政府公务活动对于非过去指定的接待机构的需求有所增加。表现在现实中就是越来越多的国有与非国有的饭店进入到市场供给方,并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国有饭店的市场化进程的广化与深化,从而使得公务与商务接待的饭店持续地从中间状态的非均动态地向市场状态的均衡演进。
 
    政府内部分工与社会分工的互动结果,使得政府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把一部分非主要的政治活动通过服务贸易采购交由市场去解决。在这一体制下,各级政府和各类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公务旅行以公务员的带薪休假等非核心的行政与政治活动就可以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在相应的预算条件下,通过政府的服务贸易采购机制从旅游与住宿市场上自由地获取。需要说明的是,就是由社会上的私人厂商来提供此类服务也完全可以满足公务人员在法律和道德许可的范围内对排场、尊重、心理优越感等高层次需求。前提是政府部门需要支付足够的货币选票以及相应的信息传递制度。当然,饭店出于公众关系的需要也可能不需要特定人员支付货币选票,或者通过增加服务项目、提升服务水平等途径对不同的消费者实行有限度的“价格歧视”。但是与初始状态不同的是,此时的交易行为属于社会市场交易的组成部分。
 
    从历史上看,中国国有饭店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也是伴随着旅游产业化进程而发育的。无论是产业化、市场化,还是企业化,都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转轨与变革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在推动国有饭店的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政府的行政资源的支持,就没有国有饭店市场化转型和企业化变革的顺利进行。
 
    三、国有饭店战略调整的目标模式
 
    国有饭店的战略调整可以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通过对包括政府在内的投资主体或称产权所有权与国有饭店之间的关系调整和管理体制的变革来确定国有饭店产业群落的制度变迁方向与目标。微观层面的战略调整则是国有饭店的企业化再造过程。
 
    1.总体发展目标及其分解
 
    在国有饭店转型与变革的总体框架下,其总体的发展目标是:在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大背景下,紧密结合旅游与旅行市场的发展要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率为目标、以竞争为手段、以不断学习和变革为支撑,本着“有进有退、所有权重构、管理权开放”的原则,构建国有资产在国际和国内游市场上有着强大竞争力的微观运作主体,不断增强国有饭店的获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只要我们承认国有饭店的企业性质,我们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把通过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科学的生产组织和市场网络,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体作为其转型的目标导向。然而,利润最大化的转型目标假设并没有排除企业拥有者和控制人的消费行为和行政服务行为,它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由广为接受的效用最大化原则在生产完全专业化制度中的必然结果。
 
    2.国有饭店转型目标的分类及其分阶段设定
 
    第一类是少数纯粹接待型事业单位。总的思路退回去,做好纯政务接待,从投资到运作再到管理完全由政府包下来,不要一只脚站在政府领域内,另一只脚站在市场上。这一部分饭店不宜过多,原则上按照每个副省级以上行政主体保留一座,中央政府保留若干座即可。其余的国有饭店则需要在明晰产权的前提下进入市场,如果政府需要相关的饭店产品,则通过逐渐完善的服务贸易采购市场进行交易。在过渡时期,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国国情和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走一段政府所有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转型模式,但是将来必然是向纯粹市场型发展。
 
    第二类则包括大型国企业投资形成的国有饭店以及其它所有的非政务接待而主要是靠市场竞争来生存和发展的国有饭店。其发展目标就是纯粹市场型的商业饭店,具体又可以分为大型饭店和中小型饭店。大型饭店的必由之路是股份制,小型饭店就是民营化,政府完全可以退出市场。实际上,对于饭店这个一个既非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竞争又相对充分的产业领域,政府完全不必要居于控制地位。就是政府需要对该领域加以引导和影响的话,通过若干大型国有投资机构和少数全国性的大型饭店集团即可完成使命。
 
     ( 图4:面向市场企业化运作的国有饭店转型与发展目标示意图)
   从政务接待型饭店的角度考察,中国各级政府(六大班子)、群众组织、大型企业纷纷构建自己的接待基地,从历史上看部分原因是由于社会分工不完善造成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府办社会、企业办社会”的表现。如前所述,这部分机构的运作目标是多元化的,首要目标是对上级的接待,后来才走入市场,与纯粹的商业型饭店展开竞争。极少数的国宾馆退出市场以后,其它国有饭店在服务贸易采购得以正常化的前提下,剥离接待型饭店的非商业性目标,彻底进入市场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三类就是那些所谓的既非国有,也非私人的国有饭店。其发展方向则是按照“存量界定、增量分拆”的原则界定好产权,在完成了体制转型和产权结构重组之后,同第二类一样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子。不过在具体的操作思路上略有不同,一是市场定位可能要往经济型饭店方向上走;二是管理权要更加开放,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三是要在服务创新和品牌培育方面多下功夫,通过做深市场、做大规模来发展自己,否则就是实现了转型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前景。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都必须明白体制转型和财产权重构只是前提,要想真正实现如前所述的长期目标,国有饭店还必须管理理念、管理制度、服务、技术、品牌等操作环节上多下功夫,才能完成从服务于政府和机构转向服务于旅游、旅行和会议市场以及当地消费市场的市场转型目标,才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再一次强调,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其目标的实现需要来自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更多的创新。只有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饭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加政府、所有权、管理者、员工和顾客等方面的效用,才有可能持续推进这一进程。
 
    五、国有饭店战略调整的宏观路径分析
 
    1、产权重组与体制重构
 
    第一,  除极少数专司高层次政务接待的国宾馆,国有饭店的股权必须开放,积极探索包括外资、民营资本和法人资本进入国有饭店的多种渠道,包括允许非国有资本控股,总之就是要引入资本市场的作用以促进国有饭店财产权的多元化。如果我们谋求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政府及原有投资和管理主体就必须在债务剥离、人员安置等国有企业改革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多承担一些责任,让资本轻装上阵,而不是借产权重组和体制重构之机卸包袱。
 
    第二,  对部分规模不大的国有饭店来说,让现有经营者买断经营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无论是外部资本进入,还是内部人员买断,一个必须明确和坚持的原则是按市场价值而不是按投资沉淀价值来确定交易价格。否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资本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是不会进入的。那种“我控股、你参股;我出价、你出钱;我受益、你出力”的构想只能是不了解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此过程中,建立有效的饭店业评估机构和运作平台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  国有饭店资产分隶属系统进行联合拍卖。2002年5月中旬,由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牵头进行了国有资产联合拍卖活动,并且在拍卖机构的选择上,越来越多地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这种公开招标的方式能够有效地杜绝在国有资产处理过程中的暗箱操作,改变拍卖委托不够规范的现状,使行业竞争逐步实现公正、透明,从而以最短的时间实现资产处置的最大化。
 
    第四,     引入职业董事制,以适应饭店投资与战略管理专业化的需要。这也是饭店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和职业经理人员更大程度地介入国有饭店管理创造条件。我们知道,饭店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国际上运作比较成功的饭店基本是由饭店管理公司——职业经理人“签约公司”在进行专业化管理的。从国际的惯例来看,委托专业的酒店集团来管理自己开设的酒店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专业性和安全性都能得到相关的保障。
 
    2、管理权开放与市场化运作
 
    所谓管理权开放就是不能像管理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那样给管理者定行政级别,不能搞管理权和管理者成长过程中的“近亲繁殖”,要试着把国有饭店的主要管理权向非行政官员、非本地范围和非本系统内的人才开放。现实地说,就是政府管进入、退出的产业政策和在位者激励—约束机构的设计与执行,具体的管理工作交由职业经理人去完成,同时也要吸收员工参与管理。
 
    管理权的开放还包括对内部的开放和内部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培养。个人收益最大限度地与变革的社会收益相结合,不然从事制度创新的企业家才能就不可能被最大限度地被释放出来。国有饭店的在位领导者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变革推动力量之一。
 
    3、政府扶持与政策引导
 
    政府在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由于饭店属于不动产的范畴,涉及到大量的政府部门和投资主体,产业政策的出台必须确保权威性,所以应以国务院的综合管理部门而不是旅游局、商委这样的行业管理部门为主体来运作。第二是专题调研与案例分析,为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提供理论与知识的支援,以求减少制度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成本,并适当加快这一进程。这一任务也可以委托相关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来做,并在政府的研究机构主导下发表专题性的蓝皮书,向社会提供知识性的公共产品。第三,政府通过服务贸易采购培育饭店产品和生产要素两个市场。现在政府采购市场采购平台主要指向货物贸易,大量的政府服务还是通过隐性的财政补贴形式存在于政府内部。从长期来看,只有政府的服务贸易采购公开化,变暗补为明补了,国有饭店的服务价格才会明晰,并有助盈利水平的提高。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要有服务贸易采购这个盘子,由于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的服务贸易市场不对外开放,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一平台扶持民族饭店企业,而且有助于国有饭店的商业经营。
 
    4、依靠基层员工,减少制度创新成本
 
    从理论上说,最广大的基层员工国有饭店的主人,但是在转型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也面临着全新的角色转变。出于对劳动力市场和自身价值目标和实现过程的不同理解,职工阶层普遍存在着对组织内部管理权和经营成果分配权领域的参与和改革动力。无论我们最终选择了哪一种模式和哪一条路径,职工物质利益的增长和精神归属感的增强都是衡量国有饭店转型与变革成果的试金石。
 
    5、规划先行,重视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的方案准备
 
    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对于广泛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地区、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环境因素的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来说尤其如此。如果方案的设计者和实践不能准确把握转型对象所面临的制度、市场、技术等环境因素和各相关主体的动机与行为特征,不能够以科学的论述把背景和前景向相关主体交待清楚,不能够清晰地设计各个阶段的目标和行动方案,不能够对各个时期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及其解决思路做出科学的预期,那么国有饭店的转型与变革就只不过徒具理论意义而已。对于每一个致力制度创新者来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都是最高的战略原则。为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转型与变革的理论准备和方案设计工作,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各个阶段的经验教训,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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